1937年巴巴带着东西方亲密弟子将要离开戛纳返回印度时，他召见了我，让我去英国。因为他有工作要我做，所以要我暂时留在那里。他把一个叫法鲁的印度男孩交给我照管。他是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美婼的姐姐）的儿子。我得安排这个男孩上一所英国公学；为他找一个舒适的住处，他可以去那儿度过假期；确切地说要照顾他，让他在求学期间诸事顺心如意。
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重要工作——尽管如果没有这第一项工作，第二项亦即真正重要的工作就不可能展开。1939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几周前，我收到一封巴巴7月4日寄来的信。
我仍然收藏着这封信，尽管我无法想象它是怎样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实际上，我几乎失去了其他所有东西。
信的内容如下：
M.S.伊朗尼
阿美纳伽，美拉巴德
1939年7月4日
最亲爱的玛格丽特和迪莉娅：
以下内容是巴巴的指示和命令。
（1）如果英国卷入战争，那么你们（玛格丽特和迪莉娅）要马上来我这里。通过最便利的方式过来：坐飞机或乘船，经由美国和太平洋，经由非洲或从伦敦乘船，或者从你们认为最合适的港口出发都可以。
（2）克里斯蒂娜和敏塔，如果愿意也可以来。巴巴很乐意她们俩过来。但对于你和迪莉娅来说别无选择。再说一遍，如果战争爆发并且英国卷入其中，你和迪莉娅必须马上来印度到我这里。这是我的命令。
致以全部的爱，
M.S.伊朗尼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封信。当时似乎很少有人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曾访问过希特勒，并根据那次访问认为不会发生战争。
因此，当战争真正爆发时，人们感到极度震惊。
在张伯伦通过广播发表宣战演说的当晚，首相之后的发言人宣布了一系列“禁止事项”，其中之一就是任何人不得离开英国！
敏塔和克里斯蒂娜不愿去印度。
迪莉娅十分急切地想要服从巴巴的命令前往印度，但她面临诸多困难而无法实现。
她没有可以向护照官员提供的借口，比如一个茶园或在印度军队服役的丈夫。我也不能主动提出与她分享法鲁——我唯一的希望。任何头脑清醒的官员都不会相信需要两个人护送一个小男孩去印度。因此，她未能获得离境签证，只剩下我一个人能前往印度。
每天上午，我都怀着难受又糟糕的心情，排着漫无尽头的长队，最终进入护照办公室，却总被告知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巴巴发来的一份临时电报暗示我不是个好弟子，但这于事无补。
一天上午，我跟着一群申办未果者排完队后，来到一张桌前，温顺地等着管事的人屈尊注意到我。
他停止书写，抬起头来。令我惊讶的是，他的神情从傲慢转为好奇，说道：“我曾经在哪里见过你吗？”
我的反应很迅速。
这一定是巴巴给的“可乘之隙”。我脸上流露出浓厚的兴趣，回答道：“是啊，在哪儿？”相信我，这个年轻人与我就子虚乌有的所谓相遇，展开了一场荒唐对话。在舞会上？（我从未参加过舞会，但准备声称参加过上千场。）在工党聚会？等等。
最后，我身后的排队人群变得不耐烦，开始理直气壮地反对这场对话。
这位官员觉得，经过这场“灵魂融合”后他真应该帮帮我，就客气地领我去见某位要人。
现在我已经牢牢抓住这个“可乘之隙”。那位要人有点笨，但这不代表他不清楚自己的职责。因此当我介绍了法鲁的情况（我带着他的护照），并表示在这个时候若因不让这个孩子在适当保护和照顾下安全回家而冒犯印度人是不合适的，他开始同意我的看法。最终设法在我们之间营造出一种“不列颠统领”的氛围，他给了我去印度的签证！
到目前为止，进展良好。
接下来是如何去印度的问题。各大轮船公司的办事人员都很粗鲁。只有军官和重要政府官员能坐飞机。怎么办？
这一次，美国人来援助了。皮卡迪利广场附近一家美国旅行社的年轻负责人非常友好。他让我回家收拾行李，随时准备去他指定的任何地方。我虽然有些怀疑，但答应了照他说的做。
我错了。不到十天，他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晚上去利物浦，并在次日上午从他那里取票。
他已经设法在一艘预计几日内启航的船上订了两个铺位。
第二天，我把法鲁从乡下接过来，付了旅行社的钱，当晚就在漆黑的夜色中踏上前往利物浦的不愉快旅行。
到处都没有灯，没人给我们送行，最糟糕的是，无法与巴巴联系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出发。我们在利物浦停留了四天。最后我们抵达了码头。
此时我对护照情况确实非常紧张。向伦敦的官员谈论法鲁时还算顺利，然而带他去见随时准备阻止不该出国者的海关职员则是另一回事。法鲁比我高，看上去完全有能力独自乘船去印度。正如我担心的那样，一个极不友好的海关职员看了看护照，操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这个小男孩在哪里？“我指了指法鲁（我一直让他待在后面）。他看了一眼，自然说道：“那个小男孩可以自己去印度。”
此时我左右为难。两条命令——（1）“别说谎”（2）“去印度”——正面交锋，随后我撒了谎。我摆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冒险说道：“我有内政部的特别许可，可以带这个孩子去印度。”
奇怪的是，他接受了这个说法，而且并未要求查看文件。不过他相当可恶。他让我交出几乎所有的现金，令我将钱汇回伦敦的银行。幸好我从小深受侦探小说的熏陶，已在每只鞋垫下面各放了一张十英镑纸币。这笔钱刚够零花的。
我们上了船，与另三艘同行的船组成一个小船队，在默西河上转悠了四天。我们的船应该是负责航行的，船上有位海军上将，后甲板有一门高射炮。假使遭到德国潜艇攻击（这使爱尔兰海成为普通航运的危险地域），我觉得无论海军上将还是他的高射炮，恐怕都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终于离开了默西河的避风港，驶入充满危险的海域。
如前所述，我们的处境中最糟糕的是我失去了和巴巴的一切有形联系。当然也无法让他知道我们乘的是哪艘船。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我们这些乘客对一切毫不知情。夜晚的海面和天空一片漆黑，船上没有灯光，偶尔从远方传来隆隆的炮声。我们和衣而眠。貌似在爱尔兰海域迂回穿梭航行数日后，船上传闻称我们已南下至布里斯托尔海峡，而通常情况下从利物浦出发只需数小时。我们听说，那时潜艇因需返回德国补充燃料而被迫撤离，于是我们全速前进，最终抵达了相对安全的比斯开湾。
我们抵达地中海时，船队已经壮大到大约25艘船，遵循的规则是以最慢船只的速度航行。
当时邻近海域已经没有潜艇出没的迹象，不过法国人派了军舰和飞机保护我们。当我们到达苏伊士运河入口时，它们便掉头返航。战争尚未波及世界的这一地区。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与巴巴取得联系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似乎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印度哪个港口。有传言提到加尔各答和锡兰等相距甚远的地方。我手头所剩的一小笔钱肯定无法让法鲁和我抵达班加罗尔附近，而且没有办法与印度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个黑暗真空——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最终我们被告知，船将在锡兰停靠。
与此同时，迪莉娅已经将我们启航一事以及她尽可能查明的启航日期，通报了巴巴。
巴巴与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取得联系，旅行社核实了航行信息并提供了抵达锡兰的大致时间。
他派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年长印度弟子来接我们。他拿走了我剩余的钱，以补足我们前往班加罗尔的车费。
就这样，我身无分文地去见我的大师，他的慈爱迎接抹去了一路奔赴他的全部艰辛。
当我再度离别大师时，已是七年之后。
翻译：仲哲 校对：石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