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5日星期日,巴巴和团队搬到离马哈巴里什沃不远的萨塔拉。由于当时马哈巴里什沃没有柏油路,而且临近雨季,土路很快就会无法通行,所以住在那里不现实。
最初,他们租了三所房子:一所给巴巴和女子住,一所给男子,第三所给玛司特。美婼这样描述他们的房子:“穆萨屋是一座崭新、宽敞、干净的房子,楼上有一个大厅。一边是玛妮、美茹和我住的卧室,另一边是巴巴住的一间。巴巴的房间有(室外)楼梯,靠近并通向厨房(并通向房内的主楼梯),满德里由此进入巴巴的房间。房内没有家具,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置办。”
美婼唯一的不满意之处是房子是朝西建的。“天气炎热,加上下雨和日晒,我们无法维护花园。由于风太大,前门甚至不能敞开。”
萨塔拉最初的女子组10位成员是:美婼、玛妮、美茹、娜佳、恺娣、蔻诗德、苏娜玛西、吉蒂、拉诺和茵度。此外,6月19日,高荷在孟买度过两年后,永久加入了埃舍,她在孟买完成了实习并在一家全女性医院工作。刚开始,高荷对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有些犹豫,因为巴巴说过他会在一年之内召唤她;医院不顾她的意愿任命她担任要职。后来在1946年,她决定回阿美纳伽开设自己的诊所。1947年,当巴巴召她去萨塔拉时,她正在救世军布斯医院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
正如高荷先前所述,这是艰难的几年。完成住院实习后,她写信给巴巴,期待受召加入他,他回复说要等待他的召唤。高荷觉得自己在有机会时没有留在他身边,是大错特错,阿娜瓦丝也认为她犯了一个错误。高荷对自己的决定深感后悔,常常为此哭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觉得巴巴再也不会召唤她了。当她最终被允许加入至爱时,这段痛苦悔恨的等待时期,无疑更坚定了高荷的信念和决心。她发誓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从此和他在一起。
尽管如此,高荷还是觉得自己不配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仍然不觉得自己能永远伴随巴巴。我希望能,但因为巴巴相当严格,要求绝对服从,所以我总觉得自己对巴巴来说并不配。有那么多人想来,巴巴把同他一起生活的机会给了我。巴巴叫我放弃一切留下来——我遵令。”不过即使在加入埃舍后,高荷的“外派工作”也没有停止。在萨塔拉,她在教会医院工作,还去几英里外的麻风病人聚居地每周工作一次。
6月13日,巴巴写信给彭度,具体说明娜丁墓碑的铭文:“娜丁·托尔斯泰,她的幸福乃是巴巴。”他希望在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从美国到达之前完工,她们一直住在纽约。现在战争结束,她们可以自由地前往印度。
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航班延误,所以她们在7月12日到达孟买时晚了一天,让大阿迪和彭度前去迎接,第二天到达萨塔拉。伊丽莎白购买了一辆绿色和一辆蓝色德索托汽车供巴巴使用,由水路托运。这些汽车就像大型旅行车,据玛妮说,车内可以舒适地乘坐9人,如果需要可坐12人。伊丽莎白还带来了她的狗儿捡得,巴巴在1941年她离开印度前送给了她。尽管分开多年,当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到达萨塔拉时,她们只被允许与巴巴短暂会面,然后被带到另一所房子——嘉尔别墅。
{注:巴巴更喜欢使用最先到达的绿色德索托。1947年8月2日,大阿迪驾驶它来到萨塔拉。1947年10月15日,萨若希把第二辆德索托送到美拉扎德。两辆车的窗帘已在交付前装好。}
诺芮娜患有心脏肥大症,医生甚至建议她不要去印度,所以她的病情需要一所单独的房子。高荷奉命留下来照顾她,卡卡(他在管理家务和厨房事务)照管让厨师特别准备西餐。允许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在傍晚见巴巴,但也只是很短一段时间。
巴巴似乎是以诺芮娜的病情作借口,与她们保持距离,诺芮娜猜测:“虽然离巴巴很近,却让我们远隔。也许巴巴是让从西方带着自己所有的忧虑和麻烦而来的我们,处于灵性隔离中。”
{注:《美赫主》第3179页。}
当诺芮娜感觉好些的时候,巴巴就允许伊丽莎白驾驶新车之一,带他和几位女子去贝尔高姆。美婼说:“我们在下午4点或5点到达,路况很差。吃完饭,巴巴建议我们去看电影,伊丽莎白提议看《最黑暗的非洲》。
{注:原版片名为《非洲蝙蝠人》(1936)——“白人冒险家(克莱德·比蒂)带领探险队到丛林城市去营救被俘的白人女孩;影片特效好,表演原始化。”}
“我们进入影院,电影开场。影片很无聊——讲一个白人女孩被非洲人当作女王并崇拜。非常枯燥乏味。”
巴巴问伊丽莎白,“你就是想看这部电影吗?”
“不,”伊丽莎白说,“现在我简直后悔我们来这里!”
美婼开玩笑说:“我们出来后感觉很累——像是去非洲走了一遭!”
1947年,在萨塔拉三个月的逗留中,女子们最难忘的是她们和巴巴在一起的漫长散步。此外,玛妮说:“巴巴会在走廊上轻快地踱步。有时,他停下来看孩子们向棕榈果实投掷石头,正是果实成熟季节。我们(与巴巴散步时)会经过一个古老的教堂及墓地,那里气氛平和宁静。马路是这样的——不管往哪里走,最后你都能走上回家的路,从来不会迷路。我们很高兴。
“有一次我们出去散步,有个清洁工在扫马路。她看到巴巴,扔下扫帚,向他走过来。巴巴停下,她双膝跪地,达善了他。巴巴一直为她站着,之后她走回去,我们则继续散步。我心想:‘爱者们渴望来达善,这个女子却在这里得到,被巴巴允许。’这是他的恩典。”
女满德里从当地仆人那里得知,有两个德国姐妹住在萨达拉。仆人们认为德国人疯了,因为她们关上所有窗户,几乎光着身子在房子里走动。不过,美婼和玛妮意识到,她们可能只是太热了。“她们人很好,”玛妮说,“但对灵性一无所知。”
决定让诺芮娜跟她们谈谈巴巴。年长的那个有点像隐士,但年轻的比较平易近人。诺芮娜穿戴好去见后者,但当诺芮娜开始向她讲述“真理”时,这个女子却不理解。
“我懂,我懂,”她说,“我姐姐总是说真话。”
当诺芮娜回来告诉巴巴这件事时,他被逗乐了。
7月10日,美赫巴巴沉默的22周年纪念日,他在世界各地的爱者们禁食24小时,从7月10日晚7点到7月11日晚7点,只喝两次茶或咖啡——这对一些人来说比只保持沉默更难。
7月26日,伊丽莎白的51岁生日在萨达拉庆祝,玛妮为此创作并导演了短剧。巴巴还与伊丽莎白针对默土海滨的中心进行商讨,答应不久会去访问。
在此期间,巴巴指示几个男满德里从印度各地带来玛司特;但像先前在马哈巴里什沃发生的那样,没有一个能被按时找到并带来。因此5月27日,从阿美纳伽带来阿里·夏。之后在6月3日,拜度出人意料地成功把第七层面玛居卜恰恰从阿杰梅尔一路带来。这是一项非凡功绩,因为多年来,恰恰一直没离开过他在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墓旁的茅舍。
巴巴高兴地开始与他工作。正如大家经常看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好心情下的一流玛司特更让巴巴开心了。他告诉拜度,对于他与恰恰所做的工作而言,玛居卜抵得上100个玛司特。
恰恰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总是大喊:“恰!恰!(茶!茶!)他喜欢喝茶,就像他讨厌洗澡一样强烈。有一次在萨塔拉,他让巴巴喝了50杯茶——巴巴只是假装喝。在萨塔拉,恰恰从不肯让人给自己沐浴,过了几周后他才同意脱下旧衣服,换上新衣。
就像巴巴解释的那样:“玛司特穿的衣服和身边的零碎物品,具有某种内在意义。正因如此,他们才对它们那么执著不放。”
在与玛司特,尤其是恰恰工作之后,巴巴出现时脸色苍白疲惫,衣服经常被汗水湿透。尽管巴巴和玛司特们在一起很开心,但在这段时间与之做的任何工作都让他筋疲力尽。后来人们意识到,这很可能与印度即将分裂为两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关。
巴巴带美婼等女子去看两位玛司特。“那是恰恰,”他说,并评论他脸上闪耀的光,“怎样的光芒!“
恰恰穿着肮脏的衣服,”美茹回忆说,“但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目光美好而明亮——他内在的纯洁在闪耀。”
“恰恰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几乎没有抬眼。”美婼说,“他皮肤白皙,眼神奇异。我们只待了半分钟。”
在与恰恰一起工作了40天之后,7月10日,巴巴让拜度把他送回了阿杰梅尔的圣陵。阿里·夏,这位最为温和的贾玛利型玛司特,开始脾气变差,使得巴巴很难和他一起工作;所以在7月14日,巴巴让人把他送回阿美纳伽的一个免费客栈,他通常住在那里。后来,他被带到美拉巴德,拜度在那里照顾他。
7月21日,巴巴开始11天的禁食。诺芮娜也受令沉默40天——表面上是为了让她好好休息和改善健康。第二天,佳尔从普纳带来一名卡瓦里歌手,准备每天在巴巴面前歌唱,连续一个月。但两天后巴巴说,由于现在的禁食,他很难承受听音乐带来的压力,虽然他通常喜欢这些音乐。这位歌手被送走。
8月1日,巴巴开始禁食,两天后,阿里·夏再被召到萨塔拉。巴巴和他一起工作到8月9日。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巴巴召唤埃瑞奇,让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写上:“1948年2月将是多事之秋。”但巴巴没有解释原因。
同一天,拜度带阿里·夏去美拉巴德,而巴巴与一些满德里驱车前往普纳。从那里,他去了海德拉巴的各个城镇,联系玛司特——大部分是在倾盆大雨中进行的。
{注:在离开萨塔拉的那天早上,巴巴用伊丽莎白的新德索托把女子们带到阿金基亚·塔拉堡,并指给她们看他去年4月闭关工作的地方。}
一周后,即8月15日,巴巴仍在联系玛司特,当时印度被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暴力事件。在整个印度,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开始了;10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其中大部分人在短短三个月内离开家园,而死亡的印度人数将是二战中所有美国士兵人数的一半。“那些留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军队服役的英国军官,嘴里经常冒出一句话:‘这比我们在二战中看到的任何情形还要糟糕得多。’”
《纽约时报》驻地记者罗伯特·特朗布尔记载到:“我看到成百上千的印度人死去,最糟糕的是,他们成千上万人失去眼睛、脚或手。枪杀算是仁慈的,并不常见。男人、女人和儿童常常被棍棒和石头击杀,然后任其自生自灭,炎热和苍蝇加剧了他们的死亡痛苦。”
但是,不管代价如何,巴基斯坦成为了一个新国家,印度也获得了她的独立;8月15日,当绿、橙、白三色印度新国旗在德里隆重升起时,一道彩虹突然跨越天空,其绿色、橙色和靛蓝色的光带“与镶嵌着完美弧线的国旗颜色惊人地相似”。
{注:摘自拉里·柯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尔所著《午夜的自由》(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75),第232页。}
人群中有声音用印地语喊道:“既然神亲自给了我们如此的祥兆,谁还能够阻挡我们呢?”
拉宾达纳斯·泰戈尔创作了国歌,1963年评选了国鸟。当定选国鸟时,玛妮曾“暗自向巴巴热切祈祷,让它是一只孔雀”——事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