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有些事情使得作为居民的生活变得艰难。首先是其他居民的行为。其次是行事方式。信托是组织化的；有主席和信托委员会，有执行特殊任务的委员会及委员会成员，尽管如此，事情却似乎从不有逻辑地做。作为工程师，我习惯于解决问题，寻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对付具体任务。但这似乎从来不是信托对待问题的方式。正如克莱格 ，一位长期居民，曾对我说的，“在美拉巴德，2加2可以是5，如果你坚持是4，那你对在美赫巴巴手下过灵性生活，还有很多要学的。”
信托的工作方式似乎体现了巴巴对哲学的定义， “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 这对作为居民的工作是一种日常烦恼。
这还可以容忍，也许被当作某种独特魅力好意接受，假若不是第三件令我的生活如此之难的事情——那就是不论你多么小心试探通过这片混乱而不合逻辑的雷区，结果却总是引爆。
你每次做选择，即使完全按满德里的要求做，都无一例外被告知你的选择是错的。不是被其他居民，而是被满德里自己。这才真正是居民生活与朝圣者生活的区别。
总的说来，朝圣者的体验刚好相反。他们来到，因满德里倾注给他们的爱，满怀对自己“正确地”跟随巴巴的信心而去。他们感受到满德里的赞许，坚定了继续下去的决心。而你一旦成为居民，这种自信就消失了。无论你多么勤勉努力服从满德里对你的要求，无论你多么精准遵循他们的指示，结果你都会错，感到你让他们失望，在某个重要方面，你辜负了他们。意识到这也是满德里伴随巴巴时的体验，这是种安慰，但只是在抽象的理性意义上；在情感上依然苦恼不堪。
埃瑞奇曾说，“工作只是巴巴用来对你做工作的借口。他通过对你的业相施工，来消磨你的自我。若是你彻底顺从他，成为他的奴隶，他就会让体验你真正的自由。”
我丝毫都不怀疑这是埃瑞奇所做过的——在他面前，自由的气息如航海时大海的气息触手可及。但要彻底臣服巴巴，我发现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管我意图多好，奉献多热忱。
结果是，在信托努力为巴巴工作中，我常感挫败和困惑。第四件事——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做为居民生活最困难的——是我感到满德里非但不利用其权威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反而常常是问题的起因。
作为朝圣者，每当我在关键事情上感到困惑或不被欣赏时，都会转向满德里寻求澄清和支持。现在作为居民，我发现自己被抛回自身资源——贫瘠依旧的资源。为了保持清醒，我只得不断提醒自己，给我制造困难的不是满德里，而是巴巴在通过他们做工作，以便消磨掉我的自我。
有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1991年，当地有个商人在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开了一家小型化工厂。气味相当强烈，有时吸进去足以让人恶心。附近的农夫们开始抱怨健康问题和井水污染。
高荷医生为这个地区农民的福利担心，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议，同厂主讨论该问题。厂主向满德里保证说他建的小铁皮棚只是临时的，他会很快迁往某个工业区。
满德里决定什么也不做。但之后，厂主根本未给预先警告，实际上完全违背其承诺，在原址建了个更大型更持久的建筑，公然拒绝搬迁，对一切恳求置若罔闻。他甚至对自己连建造临时小棚都从未获得许可这个事实，认为无关紧要。"
我对这事发生兴趣，决定帮助满德摆脱此害。我开始拜访政府官员，却发现厂主的政界关系很硬，所以没人干预。由于他扩大了经营，污染问题愈发突显，化学气味也同样。
我向满德里建议，我们应求助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力争让化工厂搬家。我还自告奋勇，承担前期工作，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为环保组织工作。
满德里意见分歧。高荷医生想战，但埃瑞奇感到不应卷入这种事情，因为那会分散注意力。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未采取行动。与之同时，厂主又进而扩张，购进一套氯化设备。不可避免地，不久发生了一场泄漏。一天夜里，氯气泄出，美拉扎德几乎每个人带着一种或另一种症状醒来——流泪，恶心，手足刺痛。
第二天，我被叫到美拉扎德，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我获准与熟悉的环保组织联系，请他们帮助。埃瑞奇对整个事情仍十分勉强，若照他的意思，他是不会同意的。但其他人想继续，尤其是难以预测化工厂发展到多大，对周边地区每个人的潜在健康危害会有多大。
我咨询了做环保工作的朋友，两个组织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建议我向所有的有关政府部门投诉，这是第一步。于是我起草了一封信，拿给美拉扎德主管，长期居民法鲁看。他做了一些修改，随后要我把信给埃瑞奇过目。
第二天，在信托办公室，我要埃瑞奇看信，再送往政府部门。埃瑞奇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先让法鲁看。我回答说已经给他看过了，法鲁同意，叫我拿给他。埃瑞奇显得不悦，说，
“告诉法鲁，我没时间看这个，别把我牵扯进去。我与此无关。”
自然，我回到法鲁那里，把情况告诉他。法鲁说这埃瑞奇的反应很典型，但征得埃瑞奇对此信的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鲁解释说有埃瑞奇的介入很关键，这样若出了问题，他就无法责备我们。
“可我怎么让他同意呢，”我问，“让他看信我都做不到？”
“坚持回去，”法鲁说。“一次又一次，就算他把你扔出去，也回去。”
受此鼓舞，第二天我又到信托办公室找埃瑞奇。他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我跟这没关系，我没时间。”
这一切让我很难受。感到自己承担的是个好事业，满德里也终于批准我代表他们做下去了。可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遭到埃瑞奇的反对。更有甚者，埃瑞奇似乎对我的努力不悦。他也不像是歉意解释，“我现在没时间，”或者，“我永远找不出时间，你自己去做好了，你做的是件好事。”相反，他的方式让我感到我在烦他，而且没必要这样。他让我感到整个计划都不配占用他的时间，乃至我的时间。
让埃瑞奇读信的困难，比起我因似乎让他深为不悦，而感到的情感摧残，是微不足道的。我无法理解埃瑞奇为何如此行事。不论从哪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我都搞不懂自己错在哪里。但选择显而易见，我必须放弃整个事情，重获埃瑞奇的好感，要么坚持下去，冒着进一步疏远他的危险。这听起来或许是个简单的选择，但对我却不。
因为同环保团体的联系，我觉得这是项我尤其适合做的工作。也是我满怀信念的工作。全心投入毫无问题。我感到自己有种潜意识，在这些情况外，这还是我帮助维护美拉扎德纯净气氛的一个机会。不过，最主要的是我认为这是需要做的工作。我很担心污染给满德里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这是对我在他们面前感受到的爱，想要保护照顾他们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总体上，我视自己在从事一项高尚无私的事业。然而，我的努力不但得不到赞美，我不但不是满德里眼中宝贝，反倒似乎变成了蛀虫。然而，这项工作我已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已无法撤出，因此我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
在信托办公时间再让埃瑞奇阅信，看来没意义了。这只会让他更不悦。于是我决定在喝茶时间试试。那些日子，下午三点左右是课间休息和喝茶，且已多年如此。但这远远不是工作暂停，接下来的半小时左右，就好像是满德里又步入招呼朝圣者的角色。
玛妮利用这个时间同没空更多相处的朝圣者亲密交谈。更常见的是人们自发过来，再次和她在一起。有时，人们带着个人问题，寻求建议，有时则是来抱怨美拉巴德的什么事情，因为玛妮是信托主席。
埃瑞奇也一样。不但信托院里的工作人员会簇拥在后阳台他的小桌前，而且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居民也能来就会。一如既往，在埃瑞奇身边，气氛轻松随意又活跃。
有时埃瑞奇会让某个朝圣者过去，情景近似于满德里大厅的微缩版，埃瑞奇会尽可能让这个人感到安适。有时他们会要他讲个故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他们有问题要问，这必会引起下面的话，“你为何不在大厅问我？”接着是，“别介意，什么问题？”
如果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会无话不谈。人们通常试图提一些他们认为埃瑞奇会感兴趣的事情，很快就笑声阵阵，欢乐洋溢。
有两三天，我去喝茶，等待机会。终于有一天，只有我和迪瓦娜在。我随便问，“埃瑞奇，你现在有空吗？”
“有。为什么问这个？”
我拿出起草好的信，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要他过目首肯。
埃瑞奇立即面呈不快。“我说过我没时间做这个。”他说。
“可刚才我问你有没有空，你说‘有’”，我申辩道。
“我不想卷入，”埃瑞奇坚持。
“法鲁说除非你同意，否则投诉书就不发。”我说，微妙地给埃瑞奇施压。
埃瑞奇勉强同意了，看了信，甚至还做了些修改。我很高兴终于搞定。
我把信重新打印，心想总算可以提交了。我告诉说法鲁大功告成，打算寄信。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我应把投诉书给美拉扎德每一个满德里过目，征得所有人的首肯，才能递交。我儍了。
“可是法鲁，”我抗议，“我们不是在著书。只是一份投诉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马上提交。”
法鲁表示同情，但说这是正常程序，必须如此，即便这意味着拖延投诉。他建议我提醒所有的满德里，投诉书已经埃瑞奇修改和同意。他感到，其他满德里听了都会同意，也不会做很多修改——即便有。
结果确实如此，但为了取得所需许可，我往美拉扎德跑了两三趟，因为满德里有其它事情做，我去时，他们不一定有空看信。不过，最终每个人都看了，我又重新打印，因为有些地方做了些小建议和改动。并且告知法鲁已经完工。
“还不行，”法鲁对我说。还需要居住在信托大院的宝吉的最后同意。于是我拿着信去找宝吉，告诉他美拉扎德每个人，包括玛妮和埃瑞奇都已首肯了此信。满心希望给他读信只是走形式，他不会做任何改动。
我读罢信，期望宝吉会对我说“行，寄走吧。”而当宝吉开始增补一些附加内容时，我完全惊呆了。不是一两行，而是一段又一段。待他完成，已是好大一篇。我几乎崩溃，因为我知道，如果信太长，政府官员连看都不会看。尽管如此，我又整个重新打印了一份，拿给宝吉最后首肯。令我惊恐的是，宝吉不但修改了前一天授述的内容，又开始增补更多要点。
我请求宝吉对各点要简短，但他每个都是一大段。终于完稿。我再次全部重新打印，宝吉要我给他再看看。令我恐怖的是，我读给他听时，他决定还需增加更多的要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信越变越长，宝吉还在继续增补修改。法鲁从美拉扎德打电话给我，问为何还不发信。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说，“告诉宝吉，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希望今天定稿，不论他想作什么修改，这都是最后一次了。之后，无需再多修改，信要寄出了。”
听此，我好不释然，因为宝吉没一点减速的意思。恰好相反，他每天增补的内容，似乎比前一天更多。原信只有一页长，现在成了一本小册子。
毒气泄出21天后，我们发出信。给环保团体和工作者寄了复印件。他们不满——紧急事件发生三周后才递出“急”信。他们告诉我，这种事情，你必须当天就投诉，以便有关部门能够实地调查。
我把话转给满德里，觉得这会有助于将来加快进程；满德里也许不听我的，但肯定不会忽视有经验的环保工作者的建议。之后不久，发生了二次严重的毒气泄漏。征询环保工作者意见后，我起草了一封信，希望当天提交。我向每个人解释了立即递信的重要性，他们做了反应。这次不是三周，只用了10天，我便获得递信许可。
同意帮助我们的环保工作者，对如此延误惊愕不解。他们毫不迟疑地让我知道，这可不行。我解释说我根本做不了主，而是必须征得所有当事者的同意。
这位工作者无法相信。“这些人正常吗？”他问我。
“不正常，”我对他说。“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基督的使徒。”
这位基督徒工作者回答，“好吧，如果你们不遵循法律建议，无疑需要基督来个奇迹，把工厂关掉了。”
下一次去美拉扎德，我找到法鲁，把环保工作者的话转达给他。恳求他帮我削减程序。法鲁安排了一次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全体会议，会上，他建议将来我在征询环保工作者后，直接递信，不必经每个人之手。令我惊讶的是，大家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
消磨时光
一旦满德里给我许可，不必事先经他们任何人检查，就可寄投诉信，工作做起来似乎顺利得多了。尽管如此，仍有莫名其妙的障碍。不时地，工作中似乎又出现了危机，新的毒气泄漏，新的违法证据——需要我快速投诉的某个事情。信托办公室前脚开门，我后脚就到，试图找个工作人员快点把我的投诉信打印好。有时是一纸驳斥，要么针对报纸上出现的某篇文章，要么是对某个政治机构，后者受厂主的不实信息煽动，对信托进行某种威胁。
厂主实际全力上阵，不只自我防卫，还变着花样攻击信托。我感到对我们来说，及时应对每个威胁很关键，以免威胁性打击抗议和示威形成气候。我在办公室忙前忙后时，脸上明显透着紧迫。
我刚从打字员手中接过新打印好的信，正要冲出去投递，埃瑞奇就会路过，天真地问，“你在干吗？”
我会告诉他，“是有关化工厂的事，我需要马上出去一趟。”
“都是些啥事儿？”他会问。接着把我领到后阳台他的桌前，说，“干吗不坐下来，放松放松，跟我说说？”
“可是埃瑞奇，”我申辩，“我们不能稍后再谈吗？我这会儿很急。”
埃瑞奇会以其最合理，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说，“那就简单说说，只要几分钟。”
于是我不可避免地坐下来，试图尽快向埃瑞奇解释一番。然而，每一次埃瑞奇都会声称他对某一点不明白，开始问问题，直到最后，我为了澄清，只得把自从上次对他讲过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告诉他。
就这样，几分钟会变作几个小时，因为我们会不断被来找埃瑞奇谈工作的办公人员打断。
最后，我会请求埃瑞奇准许我离开，埃瑞奇会问，“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写的东西？”他会异常仔细地阅一遍，最后以建议某些改动告终。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回到打字员那里，等他有时间时，请他重新打印。
我告诉自己这是巴巴的工作方式，但仍然对整个过程感到沮丧。帮助我以不同视角看事情的，与其说是某个更深认识的降临，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埃瑞奇如此行事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这是他的游戏。一旦这么看问题，我就能自如地改变行为方式了。
我还记得埃瑞奇曾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成道是目标，忆念是钥匙，那么其他一切都是在消磨你的时间。无论你做什么，都为他做，这样忆念便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埃瑞奇再问我在干吗，我不再说我在做有关化工厂的事，而只是说，“没什么。”
有时埃瑞奇会坚持，“可你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是什么？”
“哦，这个吗？”我会说，“只是些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没什么。”埃瑞奇会大笑，放我走人。
疯狂继续着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很明显，工作未取得实质进展。我接触的各政府部门，显然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事情清楚不过，工厂原本就未得到过合法许可。
厂主常夸耀他的政界关系，这些并非无根据的夸口——这也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律师看到，尽管我们写了信，尽管通过报纸上做了宣传，但政客们却不会做什么，除非被迫。他们说我们别无选择，只得上法庭。
再多的投诉已无意义，延搁只会淡化案情。已经发生了三次重大毒气泄漏，且有充足证据表明，工厂非法开办，造成污染。
我跟美拉扎德满德里谈后，大家都同意遵循律师的建议。他们叫我去征询宝吉，他若同意，我就可以请律师起诉。宝吉同意，于是我通知法鲁，打算近日内去孟买见律师。
到孟买后，我接到美拉扎德居民柯西．柯克的电话，通知我，“这是满德里给你的口信。告诉律师们，除了上法庭，他们可以采取想采取的任何行动。”
我大吃一惊。“可是柯西，”我回答，“我来孟买是因为满德里想上法庭。此外，律师已经告诉我们，再行投诉已无意义。
她说，“稍等，我问问法鲁。”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告诉我，“是这样，他们想要你回来。”
我儍了。“那他们当初为何要我去孟买？”我质问。柯西没说什么，我挂了电话。这就是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令人费解的疯狂。我完全无法理解。感到得双手抓着巴巴，才能保持神志清醒。我告诉自己，这是在“消磨时间。”显然，我别的方面都一事无成，但不知何故，当时没发现这个想法怎么安慰人。
矛盾的命令
我过去常感到，对满德里容易，他们只有一位大师——美赫巴巴——给他们指示。而我发现在我的工作中，满德里给我的命令各不相同，我不知该听谁的。这是生活在美拉扎德，尤其让人发疯的一件事情。
决定与化工厂作战后，我邀请了几个环保工作者朋友到工厂参观。有两个环境组织帮助我们。他们以起诉重大污染企业闻名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还忙于其它案子，安排来我们这里参观不容易。打了不少电话才定妥日期。然而，到了最后一刻，他们又不得不推迟行期。
这似乎正好符合我的工作模式。而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他们却意外来访。不幸赶上星期五。星期五是美拉扎德关闭日。连美拉巴德居民都不许拜访美拉扎德。这天是满德里忙自己事情的时间。
环境工作者们到美拉巴德见我，我们驱车去工厂参观。他们还想参观美拉扎德，因我的投诉涉及到工厂给那里造成的污染和健康危害。我只得告诉他们美拉扎德星期五关门，我们可以参观工厂，恐怕不可能同时参观美拉扎德。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边的化工厂时，先喀碰巧在那儿。巴巴生前先喀就在美拉扎德工作，在60年代拍摄的一部家庭电影中，就有一小段他和满德里一起玩七层塔游戏的镜头。他还是对化工厂作战的一个关键人物，找村民们谈话，让他们团结一致对外。这尤为重要，因为厂主企图通过威胁或贿赂，消除村民们的抵制。
我走过去，请先喀通知法鲁环保工作者来了，我能否带他们到美拉扎德。若不能，我要先喀请法鲁到工厂那边见见大伙儿。
先喀离去，环保工作者开始视察工厂场地。半小时左右视察完毕，先喀还未回来。这时，一位环保工作者突然内急，需要上厕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用美拉扎德的卫生间。我们刚到门口，先喀出现了，带来口信，“法鲁说别来，玛妮身体不适。”
他们听见，调转方向，飞快开往最近的旅店。他们上完厕所，我们谈了谈在即将到来的诉讼战中需要使用的策略，他们离去。我回到信托办公室，对克莱格讲了事情经过。
晚上，法鲁打来电话，说还好我没带人到美拉扎德，因为玛妮那天晚上很累。与此同时，克莱格跟埃瑞奇提到我对他讲的事情，克莱格很勤勉，对涉及信托事务的一切，都告诉埃瑞奇——这是埃瑞奇多年训练克莱格的结果。埃瑞奇随后把我叫来，批评我。
“你为何不带他们来美拉扎德？”他问。
我试图开脱，说“可法鲁让先喀带话，叫我们别来，因为玛妮身体不适。”
埃瑞奇不睬这个，说我应把每个人带来。这也正是我想做的，我感到所受的指责不公，试图为自己辩解，可埃瑞奇根本不听。
“鲁斯特姆，”他直截了当告诉我，“是你不对。你做了错误决定。”我继续试图解释，那根本不是我的决定。可不管我怎么说，埃瑞奇仍不放过我。
我反复讲是法鲁捎的话不叫带人来。“那又怎样？”埃瑞奇问，“不管怎样，你应该把他们带到美拉扎德。怎么不用自己的常识？”
最后，我转变策略。“好吧，”我说，“是我错了。但化工厂战斗刚刚开始，我想知道，将来有政府官员星期五来，我可以带他们来美拉扎德吗？您觉得这样做对吗？”
埃瑞奇典型地回避我的问题，我很气愤，不肯罢休。
“问其他满德里，别问我，”他说。
“可您刚才说我做的不对，”我反驳。“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对？”埃瑞奇未给我直接回答，谈话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在我看来。
但我不会让事情就这么过去，在美拉扎德时，我开始征询其他满德里。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做得不对，可当我直接问他们，“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星期五带有关人员来美拉扎德？”他们都叫我去问别人。
最后，美拉扎德开了一次会。原来法鲁没叫先喀告诉我别带环保工作者来，他是这样说的，“可能的话，避免带他们来，玛妮很累。”我想一次性澄清此事，就问我可否星期五带人来美拉扎德。没人愿意表态，因为玛妮不在场。玛妮已有大量信托事务要做，尽量不参与化工厂斗争。我得不到答案，和往常一样沮丧，我放弃了，让事情就此落幕。
因此，几天后高荷找到我时，我倍感惊讶，她说，“我给你许可，如果关系到化工厂，哪天都可以带人来美拉扎德。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给的许可。”得到这么清晰直接的指示，真是莫大的释然。我满以为这种情形不会得到解决，而将来还是得由我做决定，完全清楚无论我做什么决定，都很可能被满德里判为错误。
美赫巴巴的战斗
中央政府对化工厂活动进行了调查，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该企业对健康的危害。他们指示邦政府采取行动。邦政府却帮助厂主把非法结构和企业规范化。虽然隶属邦政府的工厂监察办，经调查审核，发现工厂缺乏安全和健康防护，他们仍照做不误。工厂监察办已向地方法院提交了13份犯罪案例，并且声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整个历史上，还从未对任何企业递交过如此多的案情。尽管如此，因厂主密切的政界关系，仍不能关停他的工厂。
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起诉该企业的证据。在律师建议下，又别无选择，满德里最终同意以公众利益，向高级法院，即州邦最高法庭起诉。律师有把握邦政府不会派代理，因为事实现已公开。因此，法庭辩论第一天，当代表不同团体的5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时，令我们吃惊。厂主方律师之一代表提供贷款的银行。我们的律师傻了眼。看看我，压低声音问，“我们在跟谁斗？”我轻声回答，“我提醒过你，他有政界关系，邦政府在这里是为了维护他。”
辩论期间，法官驳回了2名律师，包括银行代表，因为这是涉及污染的案件。
我回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法庭进展。我提到我们看见5名律师出庭为厂主辩护，是怎样震惊。听此，埃瑞奇评论说，“多少人来为他辩护不重要。记着，在库如之战中，整个库如军队都不是主奎师那的对手。主奎师那在潘达瓦兄弟一边，只有奎师那的指引（因为他不碰武器）才击败了占优势的库如族军队。别忘了这不是你的战斗，是主的战斗，我们的主美赫巴巴的战斗，他会指引我们。别担心。尽你的最大努力，把结果留给他。”
胜利总是他的
我们在高级法院的诉讼被法官以技术理由驳回，而不是因为证据不足。因此，我们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国家最高法庭。我们的律师是著名的环境律师M．C．梅塔先生。
听证时，法官们已预览过我们的上诉和厂主的反诉。我们的律师简短辩论后，主审法官（有两名法官负责此案）转向厂主方律师，问他，“告诉我，你同意该企业属非法开办的吗？”
该律师试图解释，厂主目前正加以规范化。法官宣布，“这么说你同意它是建立在欺诈之上的？”律师承认，但向法官解释说邦政府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污染委员会并未发现污染严重。法官评论说，“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造成那么多的污染。”又问，“在该地区发生过氯气泄漏吗？”厂主方律师承认已发生3起气体泄漏，但无人受影响。
法官评论，“有证据表明，已发生5次气体泄漏。”进而问道，“你说无人受影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没死人？所以我们等死亡发生后再采取行动？”
最后，法官指出，“如果厂主知道什么对他最好，他最好开始为转移企业做安排。”
又经过几次听证，法官通过初判，责成该企业搬迁，要求政府为厂主另选场地。每次从德里的最高法院返回，我都会到美拉扎德，满德里都来听我讲述最新进展。人人都对案子的进展情况显得满意。
一次从德里返回，我到美拉扎德，发现法鲁异常激动。他走过来，当着几位满德里的面，包括埃瑞奇，高声讲话，以便所有人都听见，“鲁斯特姆，自从上次你在高级法院败诉，我就一直听到关于你的各种说法。我也因此间接受到指责。一开始大家都决定，我们要将此案战斗到底，如果我们败诉，也不应归咎任何人。这可是集体决定。可总有这个或那个人对满德里抱怨你。够了。我受够了。我想要你去问问每一个满德里，他们是什么看法。如果有谁对事情进展有反对或疑虑，我们就撤诉。”我抗议，“可是法鲁，我们就要赢了，现在撤回会很愚蠢。另外，我不在乎有谁责怪我。我在为巴巴做，他知道真相。”法鲁回答，“我在乎，所以我想要你照我说的做。记住，哪怕有一人反对，我们就撤诉。”
埃瑞奇以惯常的超然态度，坐在那里听戏。我径直走向他，知道他是原本就不想让我们开战，且一有机会就不断提醒我们这一点的人。我很担心他的回答，但是鼓足勇气，做了最坏的准备。我问埃瑞奇，“法鲁的话您都听到了，您想要我们继续斗争还是撤回？”埃瑞奇显得漠然，说，“你已经知道我的答复。”我的心一惊，极其小心地问下一个问题。“埃瑞奇，”我说，“我所知道的是，您本来不想要我们开始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年了。对我的问题，我想要个很明确的答案。您是否要我们现在撤诉？只要说个是或不。”埃瑞奇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走向我，把双手放在我的肩头，摇着。“鲁斯特姆。哦，我亲爱的鲁斯特姆。”随后象母亲一样把我抱在怀里，对着我的耳朵异常慈爱地说，“我们当然要战斗到底。现在不存在撤诉的问题。但不论结果怎样，要记住胜利总是他的。”
我崩溃了，因释然而流泪，因为长达三年的斗争压力，已开始让我精疲力尽。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埃瑞奇再次重复“不论结果如何，胜利总是他的。胜利属于美赫巴巴。”随之让我离去。其余的满德里也给了许可，战斗继续。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受神引领者，失败不为失败。'
我们看到巴巴一生中有很多次，蒙受羞辱或表面失败，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巴巴的萨塔拉汽车事故发生时，一些亲近满德里担心这对爱者造成的冲击。满德里担心他的爱者会疑惑，怎么神也遭遇车祸，变成残疾。满德里以为巴巴爱者会离开他，相反却有更多的人来。甚至当巴巴发布通告在某个日期打破沉默，却不断延期时，他们以为一定会有许多爱者离开他。让人人惊讶的是，他的爱者却不断增加。埃瑞奇说的对，“不论发生什么，胜利总是他的。”
成与败：正确观点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关闭化工厂，阿美纳伽全体村民和巴巴社区一片欢腾。激动中，有些巴巴爱者买来甜点，发给每个人。有人过来给埃瑞奇送甜食，埃瑞奇看着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问，“这是为何？”
这个巴巴爱者回答，“您不知道？化工厂关掉了。”埃瑞奇接话，“我知道那个，可发甜食是为何？”
这名巴巴爱者被埃瑞奇问愣了，说，“我们在庆祝胜利呀。”埃瑞奇问他，“如果你或家人遭遇失败，你会庆祝吗？”爱者此时已窘迫冒汗。“不会。”他说。
“多奇怪，我们不庆祝失败，却只庆祝胜利，”埃瑞奇说。“我们赢时，总是别人败时，但我们看不到这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庆祝别人的失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那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对手。但这一切皆是幻相。从巴巴的角度，除了他无其他。我告诉你，没有别物。唯有他存在。因此，不要受世俗成败影响。而是要专注于赢取他，那样什么都影响不了你。你将胜不骄，败不馁。
译自鲁斯特姆·法拉提著《真正珍宝-I》，2006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