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甘地

第二天，9月9日，巴巴把阿伽·阿里、鲁斯特姆和禅吉叫到船舱，引用如下乌尔都语诗句：

（注释：诗的意思是乌鸦即使学着天鹅走路，依旧是乌鸦。同样，法赫德——希芮茵（库希罗王的王后）的伟大爱者——试图模仿库希罗，但依旧是自己，结果以失败告终。爱者对至爱说：“我们知道您不会骗我们，但到您关注我们的时刻，我们将已经死去。”伽尼喜爱这些诗句，经常吟诵。第一句的作者不详，第二句为伽里卜所作。）

下午，轮船途经墨西拿，许多乘客聚在上层甲板，包括甘地和随行人员，巴巴和身边站立的阿伽·阿里、禅吉和鲁斯特姆。在亚丁登船的印度政治家绍卡特·阿里向巴巴恭敬行礼，接着同巴巴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

看见巴巴，甘地合掌走过来。他们正站着交谈，摄影记者开始拍照。过了几分钟，甘地说：“我这就告辞。记者一刻都不让我们休息。”他们的简短讨论涉及到食物。巴巴向甘地解释了普利得仅靠牛奶禁食之事。

话题随后转向土布，甘地问：“我犯了何罪！为改善穷人，我想到织布机的主意。晚上见。眼下有些工作需要我处理。晚上我设法过来。”

当晚9点，甘地带着装有巴巴著作的盒子来到巴巴的船舱。提及下午所谈话题，巴巴指出：

“我希望澄清食物和土布的问题。我已食素多年。上大学时，哪怕错过一餐，我都感到难过不安。但自从遇见巴巴简，被她亲吻——我昨晚对你讲过此事，我便对食物彻底失去兴趣。1914年有11个月，我只靠淡茶度日。当时奇妙的是，我连不吃的念头都没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身体相当健康。

“除了11个月不吃，我还毫无睡眠。眼睛大睁躺在那儿，盯着四周。我父母很苦恼。母亲起初以为我疯了。找来一位叫巴如查的医生为我注射吗啡，但无济于事。那个期间我从来不睡。

“此后我开始吃东西，素食，我吃饭没有固定时间。频繁地数日禁食，有时几个月。禁食期间喝牛奶淡茶，或者只喝水，但禁食不停下。虽然只靠水维持，我却徒步旅行，一天走25英里。有时也吃食，但只在想吃的时候。

“我的满德里食素也已多年。我很少让他们靠牛奶禁食。不过，你在耶拉乌达监狱期间，我曾让20多名满德里只喝牛奶禁食了两三个月，但他们没人感到不适。

“有个叫普利得的帕西人，两年半来一直只喝牛奶。他相当健康快乐。不但只靠牛奶维生，还被锁在一间屋内，不和任何人讲话，严格保持静默。不许读写。也没机会伴随我，因为我总是四处旅行。我就是在纳西科，也不见他。这两年半期间，我见普利得不超过12次。但我询问他时，他仍然表示很幸福。”

甘地插话：“靠牛奶闭关倒没什么；但不跟人讲话或不读不写却很难。”

巴巴点头，继续说：“我还有一个跟随者，叫迪克斯特，在戈尔哈布尔一所学校工作。他12年来也只靠牛奶维生，不过是和香蕉同食。身体相当强健，整日工作。他已结婚，有妻室，但从不碰她，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做真正的禁欲者已相当了不起，更何况已经结婚，同妻子一起生活。这个人在一切方面都相当优秀。他已将一生献给青年人的事业。”

“我记得收到过一个叫迪克斯特的人的来信，”甘地说，“一定是同一个人。他要我尽快同您见面；但当时我忙于其它事情。我还留着他的信，打算哪一天给他回信。” 

有关食物的话题，巴巴总结：“牛奶是最好的食物；它维持身体，净化头脑。头脑越纯净，就越容易控制。欲望减少，对求道者是必要的，因为不控制头脑，就不会在道路上进步。只要欲望和渴望坚持，就无法控制头脑。因此，从这个角度，牛奶是最好的食物。”

甘地回答：“我的体会也类似。要保持健康，牛奶是必要的。”

巴巴转换话题，说：

“现在我希望澄明土布的问题。如你所言，凡事皆有两面——一面物质，一面灵性。物质方面有两样要事：一要便宜，二要符合民族习惯。我总是穿干净简单的衣服。有几年，一直穿一件用粗羊毛毯做的外衣（卡姆里）。满是补丁。因满德里一再坚持，我才在7年后换掉。因此，我的衣服简单，便宜，干净，这符合我的民族，因为我是波斯公民。

“我上次去波斯旅行前，英国当局对我不签名表示反对，波斯使馆则认为我是波斯人，应该有波斯护照。瑞扎·夏统治下的波斯现行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应穿一定式样的衣裤，戴巴列维帽，作为民族服饰的象征，这意味着我也应该如此穿戴。但我住在印度，人们自然希望我像印度人。在波斯与印度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之间，我选择了一种自己喜爱的服饰。但事实上，两种服饰对我都一样。

“对喜爱土布的满德里，我允许他们使用。我的跟随者，《美赫讯息》编辑K·J·达斯托，阿美纳伽的纽瑟文·萨达，钦乔卡，R·B·黑拉伊，阿考卡及其他人，曾向我征询穿着土布事宜，我欣然同意。但我自己并不向任何人建议这个，因为我自己不做之事，我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例如，一个人也许吸烟成瘾，但他不叫别人别吸烟。

“你对土布的宣传值得赞许。土布便宜，还为织布的穷人提供了谋生之道。在各方面都好。对那些想用土布的人，我欣然允许。但我不能要求其他人穿用，原因我已解释过了。”

停顿片刻，巴巴继续：

“有关这个话题，我给你讲个趣闻。帕西人诋毁我，称我是赛旦（魔鬼），只因我不吃鱼肉，不喝酒，也从不上妓院。他们对帕西人的定义是，他应吃肉喝酒，过不道德的生活，同时穿着白袍和圣腰带等宗教象征，拜访火庙，听从牧师。如此，他们用实际行动成为魔鬼！总之，帕西人可为所欲为，但只要穿戴宗教象征，就被认为是忠实的信徒。

“有位琐罗亚斯德教徒，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有一次来到美拉巴德。当时，我住在一间桌形的小屋里，这在他看来就像鸡窝。美拉巴德的质朴简单气氛让他反感。为了出气，他在报纸上刊登我的活动，借口揭露假圣徒圣人的罪行，曝光我的工作。

“伊朗尼上校的行为是一个误解事例。他其实是朋友，因为他也是我的。只有独一灵魂内居于我的朋友和敌人。同一个灵魂在人人内里。如果一个人用同一只手轻抚自己脸颊，或者打自己耳光，他都不会对自己的手生气，因为不管抚摩还是打耳光，都是自己的手。同理，我的一切祝福者和批评者，都是我的。一切都属于我，一切皆平等。”

提到伊朗尼上校，甘地插话：“是贝尔高姆的伊朗尼上校吗？”禅吉说是马德兰山兵站的站长。甘地叹道：“我认识他；真想不到。”

提到自己的坐监，甘地说：“我被判入狱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休息，身体上和精神上。使我得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纷扰，有时间思考研究印度的形势。”

巴巴继续解释他所面临的反对：

“为什么上校和帕西人反对我？只因我不吃肉不喝酒。在他们看来，其宗教的教义旨在吃，喝，尽情作乐，穿白袍和圣腰带，过富贵生活，已足矣。”

“牧师们要对这一切负责。牧师阶层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障碍。”并向甘地指出：“你若是获得独立，先做这个：逮捕所有的普若黑特，达斯托和毛拉（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穆斯林牧师）！不要使用暴力，但态度要坚决。要对他们采取有力措施，因为这是一项重大工作。除非你把牧师全都送进耶拉乌达监狱，否则他们是不会改进的，反而会变得更坏！”

巴巴总结道：“对于一个万物对他皆是零者，无论这或那，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对于他，一切皆平等。”

谈到印度当前的政治危机，巴巴对甘地说：

“首先要解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问题。尽可能让他们单独选举；让他们团结，为权利而战。联合选区是好，但穆斯林坚持独立选区；目前由他们去。他们自己会很快拥护联合选区，之后会出现某种稳定。你若现在尝试联合选区，则不会持久。

“在伦敦会议上尽量力陈你的要求。凡是你考虑到的和决定做的，都作为你的权利提出来。应不应允，让英国人决定。但你必须坚持自己的要求。英国人不会答应一切。很难说他们会答应什么，因为在第一次圆桌会议所做的任何决定，他们将来都得遵守。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给，如果你只得空手而归，也别担心。因为无论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都好。你不做这个，就没有人做。所以要有一个可行的结果。否则，你只得提出公民抗命，作为一条选择。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气候气氛，可能会发生暴力，将会难以控制。如果年轻人采取暴力，将对印度的灵性精华造成极大灾难和损害。

“万一你空手而回，不得不实行非暴力公民抵抗，则最好。经受更多痛苦不会损害印度。这些苦难将带来更大的准备；实际上，每一个好的结果，其根源皆是痛苦。印度被认为是灵性上伟大的国度——阿瓦塔，古鲁和圣人的国度。为了维持该灵性伟大，就必须有忍受这些苦难的力量。欧洲物质上伟大，但它必须走掉。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印度贱民——不可接触者——的偏见。此乃最大的罪恶。对于婆罗门，这纯粹是邪恶；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往世业相，无法轻易消除。印度任何团体的毁灭，主要原因在于牧师阶层，他们为达到自私目的，已成为延续宗教仪式教规的支柱。”

巴巴作出上述评论后，会见结束。甘地离开前提醒巴巴莫忘到伦敦后去他那里住的邀请。巴巴同意有一天去看望他。甘地说：“我将安排您和我同住。不管去哪儿，我都和自己的人一起，多两个或四个人不成问题。至少我将有机会和您共度一晚。那一天会来吗？”

巴巴打手势：“当然。”

晚上10点，他们的第二次会面结束。

翌日，9月10日，巴巴遣禅吉往返于甘地的船舱。巴巴额外给他送去一些文字和讯息，邀甘地发表意见。但甘地白天都没空见巴巴。

同满德里晚餐和讨论后，巴巴就寝。不久忽然有人敲门。甘地又来见巴巴。“请原谅；今天有点晚了。您要是休息，我就离开。”他说。

“进来，坐下，”巴巴打手势，“可你自己呢；你有时间吗？”

“为了听您讲话，我可以挤出时间。您尽管讲解。瞧，我已坐下，不挪地方啦。您愿意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我上哪儿还能再找到这种机会？”

甘地心情极好，巴巴欢迎他对送去的文字发表意见，甘地说：

“您的那些文字应该保留原始形式；否则就缺乏甜美。凡是您的就是您的，凡是出自别人的乃是别人的。我已拜读您的教言，并且领悟其真意。这些我已全部吸收消化。我清楚理解您所希望传递的。但出自其他生疏、无经验新手的文字却难以理解。K·J·达斯托只注重文法和语言，扼杀了您原初文字的甘美。在您的阐述与达斯托的转述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您说‘去’，不仅只是一个字。这个‘去’的背后，是您让一个人离开的力量，这是达斯托所没有的。

“假设我儿子爬上一棵树，却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上不去，又下不来。就那么半空悬着。我对他说我去拿垫子，但很难说他能坚持到我回来；要是他掉下来，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他。于是我想着神，对他说：‘跳！往下跳！’我虽然没有接住他的力气，但伸出手，他跳了。无人受伤。

“当孩子准备从那样的高处往下跳时，不是因为我叫他跳。不是的。这些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的爱和信心。孩子想：‘我会掉进父亲怀里，他会救我的。’怀着这种信心和信任，他跳了；我抱住了他，他得救了。同理，您说‘去’与我或其他人说同样的话，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您的书，书中凡是您用英语写的，凡是您想表达的，都无法用英语表达。首先，对一些或大多数术语，英语中没有合适的词汇传达真意。比如，“avidya”的英语是“无知”；即“缺乏知识”。但“无知”一词却不具备“avidya”的真义和内涵，永远也不能达意。“avidya”是“avidya”，非别物！根本无法翻译。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虽然我能够理解您的文字，但对其他人可能困难。所以您的文字若采用古吉拉特语，会更好，因为用古吉拉特语会解释得更清楚。这里古吉拉特语更有用。”

巴巴评论道：“我写的这一切，用波斯语要比用英语好得多，因为波斯语有苏非同义词，我也更擅长用该语言写作。这些事情用英语不如用波斯语或古吉拉特语解释得好。”

甘地插话：“这些语言是最好的。您用波斯语写没有害处，因为您所给予的真知（dnyan, gnosis），您所揭示的哲理，您所示现的新光明，将帮助那些能读能懂波斯语的求索者。当这样的优秀著作出版时，人们会争相学波斯语，这使他们能够正确地翻译。巴巴，您应该用波斯语写作，不用英语。时机成熟时，这本书的诸译本将出版，那时其价值将得到公认。

“您用古吉拉特语写，还要更好；不对。那是最好的。但不应用英语，因为用那种语言难以理解其中含义。现今，用古吉拉特语写这类东西非常必要。这种知识传播得越多，就越有益。在这方面，我很乐意尽力提供帮助。”

甘地对禅吉说：“有关这件事，你可以随时给我写信。”

甘地的话主要指由达斯托在《美赫讯息》杂志发表的大师语录。甘地所说的美赫巴巴的手书文字，是指那本秘密著作，巴巴已把其中几页交给他看。

甘地继续说：

“今天我把您的讯息全看了，也完全理解。好是好，但我发现它们被相当歪曲；达斯托的语言，使之失去甜美和意义。无论您原来的风格多简单，从语法的角度多欠缺，但它却具备了润饰版本所不具备的甜美和意义。

“我阅读并深入研究过圣典，因而能明白您言语背后的含义。但人们所看到的语言却很不适当，相当偏离原义。这归因于编辑想用华丽词藻包装，给人造成更大印象的愿望。反倒改变了本意，扼杀了背后的精神。

“舍弃您的原始术语和表达，来美化润色语言，会拿走其滋味。这些文字会失去其美。圣人和大师的言语无需镀金或学术修饰。其美在于其简单。它们有更深的内在含义。

“莪默·伽亚谟的名字，因其波斯语《鲁拜集》被译成西方诸语，而成为不朽。纯金是金子，不纯是掺假！有何必要对出自像您这样的知者（Dnyani）之口的文字加以粉饰！

“因此，这些讯息也应用简单的语言，因为只有保留您的原话，这样简洁有力话语所蕴含的意义，才可被理解和欣赏。若对语言进行修饰，原物就会变成赝品，价值荡然无存。如果您用波斯语或古吉拉特语写，真的会更好。”

望着会谈期间翻译巴巴字母板的禅吉，甘地说：

“给K·J·达斯托写信，代表我给他写信，叫他在发表巴巴先生的语录和讯息时，少关注语言结构。叫他多注意原始术语和文字的保留，而不是语言的文法和美化。有何必要去润饰这些？这么做对如此绝妙的思想不公平。如果达斯托接受我的建议，那么他每次更改巴巴的文字时，就应当在杂志上发表个注脚。读者领悟获益的文字是巴巴写的，那些费解的文字出自达斯托。适当的注脚，会让读者知道转述是达斯托写的，非巴巴的原话。这点儿应该澄清。以我的名义给达斯托写信，从下一期就开始这么做。你应立即给他写信，因为夜邮很快就要发走了。”

（注释：禅吉当时是巴巴的秘书，用英语和古吉拉特语记录巴巴信件的复印件和他自己的日志。因为他的劳动，我们能有美赫巴巴与圣雄甘地之间的这些谈话记录。）

进一步讨论印度争取独立的问题后，巴巴用如下的话结束了会见：“尽可能照我说的做。”甘地再次诚邀巴巴到伦敦时去看他，巴巴同意。

巴巴一行将于次日在马赛登陆。离开前，甘地对巴巴说：“明日在马赛我若能脱身，就和您见面。”

他接着问巴巴：“您何时打破沉默？我迫切想听您开口讲的最先之言。您会很快开口吗？我希望时间不会太长。您不说话都能给人留下如此深的印象，我能想象您开口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应该很快开口！”

巴巴答：“我在等待。我会很快开口。时间已临近。”